民国时期 在国外留学的人是不是特别多？

民国时期 在国外留学的人是不是特别多？

是的。在民国期间去国外留学的人是非常多的。因为当时我们的国家称之国家落后，民族之重任落于青年人的担当上。所以很多有志青年就出发前往国外去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从而带回国内，强壮己国。所以当时由于他们这种思想就导致要出国的人特别多。

民国时期10万学子留学海外，为何大多数人都回国发展？

根据民国时期的记载统计，当时中国的学生还是很多选择出国发展，大约有10万留学生外出留洋，但是最终大部分的人都选择回到国家，为什么会有如此明显的差距？绝大部分的留学生完全放弃国外的条件，直接选择回国发展，要知道当时的中国根本就不如现在的繁荣昌盛，为什么会有如此反常的现象，难道真的是赤子之心吗？其实最主要的是因为下面的原因。

政府的邀请

早在民国之前，当时的清政府虽然已经没落，但是仍然想找机会崛起，同时也知道知识分子的重要性，所以很早就已经对于留学生展开大门，并且也下诏留学生可以回国考试。之后再按照考试结果，也同样可以授予相应的出身。

当时之所以这么做，主要就是为了能够减轻革命的力量，但是对于这些从小就接受教育的学生来说，无疑就是进入到政界最快的一种方式。譬如说，在袁世凯时期当时报名的留学生有250名，最终有6成以上全部都被录取，有些进入中央各部担任官职，有些进入中央部门学习，在等待一两年之后基本上都能够担任重要的职务。

回国可以成教授

这些回国的人学历非常的高，学到的知识也是比较先进，所以相比国内当时落后的情况，回国之后基本上都能够成为学校的教授。当时的社会情形非常的紧迫，特别是高层次人才更是稀缺，其实本身就如此。

比如说当年胡适也曾经在美国读书，但是在还没有拿到毕业证书的情况下，北大早就已经向他发出邀请，要知道当时的胡适才只有20岁出头，如此的待遇，相信很多人都没有办法拒绝。

除了他之外，也有很多人有过相似的经历，比如顾维钧也曾经有过相似的经历，当时在还没有拿到博士学位的情况下，袁世凯就已经抛出橄榄枝，邀请他成为自己的总统秘书，相信任何一种人在面对眼前的机遇时，都不可能会无动于衷吧。

待遇水准有差别

其实在清朝末年时候，大部分的人对于自身的文化早就已经丧失信心，也认为只有西方强大的军事，才能够真正让国家进入繁荣富强的阶段，那么到底谁能够承担此重任，肯定也就是留学生，当时就是寄希望于留学生学得先进知识，从而能够发明出一样先进的武器。

但是当时本身就有这样的一种现状，西洋留学的根本就看不上东洋留学的，东洋留学的也在心中鄙视本土上学，所以在薪酬上就有着明显的一种对比，渡过一层金的这些留学生，可拿到的薪酬直接超过本土学生的三倍，比如说英国留学归来之后最起码可以拿到200块左右的月薪，但是本土的大学生却只有60块，如此的差别也是非常明显的，自然也会吸引很多留学生回到国内。

民国时期出国很容易吗

比较容易。

第一次为民国初年。民国建立之初，地方行政区划设置仍沿清季之制，全国设23省，省下实行省、府（州）、县（州、厅）三级管理体制。1913年1月，袁世凯政府颁布《划一现行地方各级行政官厅组织令》，废除旧有地方制度，改设省、道、县三级管理体制。

全国共分22个省。各省之外。另设5个特别行政区，除在京城设京兆特别行政区外，以山西省长城以北原来归化等12直隶厅旧地，以及内蒙古河套内外的伊克昭、乌兰察布二盟诸』生旗牧地设立绥远特别行政区。

以直隶的原承德、朝阳二府和赤峰直隶州旧地，以及内蒙古昭乌达、卓索图二盟牧地设热河特别行政区；以川边、滇边毗邻西藏等处划为川边特别行政区；以直隶口北道的独石、张北、多伦诸地和绥远的丰镇、兴和、凉城、陶林4县，以及内蒙锡林郭勒盟察哈尔八旗牧地设察哈尔特别行政区。

另有外蒙古、西藏两个地方及宁夏、青海两个地区，共32个一级行政区划。省和特别行政区下设道，道下设县。对蒙古和西藏地方基本沿用清代旧制。蒙古地区漠南采用盟、旗制，漠北采用部(盟)、旗制，西藏采用宗、豁制。

民国时期10万学子留学海外，为什么大多人都回国发展？

民国时期10万学子留学海外，为了祖国的强大，他们都回国发展。民国时期刚刚推翻2000年的封建帝制。西方的民主新思潮，俄国10月革命。在世界范围内起着影响的作用，中国也不例外。在这2000年的封建思想的统治之下，因为自闭政策，因为愚昧，使得国民非常的落后愚昧，国力非常的柔弱。所以华人在世界国际地位都是非常低下的。

很多有识之士有志之士看到国人的这种境地，开始思考学习接受更先进的东西，于是大批的仁人志士出国留学取经。于是他们刻苦努力奋斗拼搏在各行各业，军事，工业，农业轻工业等等的领域。带着一腔救国的热血，怀揣着梦想，怀揣着冲天之志。参与祖国的建设。就是那个时候，中华民族渐渐醒来，东方睡狮渐渐醒来。就因为有他们，才有了后来的共产党的发展奠定了思想上的基础。就是因为他们国人才冲破了封建思想的束缚，让新的思想新的主张得以发展。

因为2000年的封建统治使得中国走向了衰败。成为世界列强的肥肉，任意践踏，任意欺凌，任意掠夺。在受欺凌的过程中，国人也看到外国人的强大。所以很多人开始出国留学，探求救国的道路。这就有了优秀的中华儿女，不畏艰险，不怕困难，排除万难，历经千辛万苦漂洋过海，忍辱负重也要把真本事学到手。优秀的中华儿女不屈不挠，坚韧不拔的意志铸就了勇敢的灵魂，为了中华民族的崛起，一代一代的努力。民国时期十万学子留学海外，他们也不例外，前赴后继，就是为了祖国的强大，他们都回国发展。

优秀的中华儿女有极强的学习能力，在留学的日日夜夜里，他们勤工俭学，忍饥挨饿，也在所不惜都在拼搏奋斗，就是为了强大自己的祖国。这就是为什么民国时期10万学子留学海外并且回国发展真正原因和动力。

想问几件关于民国时期留学生的问题？

1.出生寒门很难有机会出国留学，至少温饱以上才有机会，至于一些公费出国的名额，也是被别人早早的瓜分了。但是因为日本生活费便宜，大概只需要日本的一半，坐船就可以到达。2.去的大学五花八门，因为大部分都是去混个头衔，镀金。好一点的学校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能学到点东西，也给中国培养了一些人才。比较好的就是早稻田，明治。一般2-3年。3.这个要分。公费出国的一般回来都会根据你的专业/关系来决定职位，大概和现在的科长水平差不多。（主要还是靠关系，中国历来是人情社会）自费的也要分。一般来说留学欧美的都是学了东西的，回来可能更多的是搞科研，去高校。去日本的混子比较多，很多当时加入了同盟会，后来就一起干革命了。自己谋求职位看水平了。可以参考一本书，中国留学史
祝你好运望采纳，如有疑惑欢迎追问。

民国期间，学生留洋要花费多少？

随着社会开放和对教育重视，近年来国人赴海外留学规模快速扩大。然留学费用支出庞大，就是对城市较富裕家庭来说，也不是个轻松负担。于是就想回首看看，早年国人留学海外时费用是个什么状况？这倒是一个紧贴人们实际生活而蛮有意思的话题。

早先国人去国外学习是极个别的。咱中国的文化科技曾傲视群雄，从来都是他人来访学习。像唐三藏那样西出“取经”（且是公费官派）就绝对稀有的。只是鸦片战争后，中国在抵御列强遭受了一系列失败后，爱国志士为寻强国之策才纷纷走出国门求学。当年留学方向和方式，与今天倒是差不多：留学欧美和日本等国；公派、自费及勤工俭学不等。

那时的留学可没啥“经济担保”麻烦，“签证”也没难度（当时中国人去日本甚至不需签证！）。只要有准备就可出发。“准备”则水平高低不等，有人是勤工俭学，没几个钱也上路，准备的就是“一颗红心”；也有像钱钟书小说《围城》里方鸿渐，筹钱“二万元的款子，折合外汇一千三百镑”，这已是充分的物质准备了。

只是方鸿渐在海外“四年倒换了三个大学，伦敦、巴黎、柏林····”因其“兴趣广泛，心得全无，生活尤其懒散”，第四年春时只有剩四百英镑，回国时便花四十美元，搞个“克莱登大学”博士假文凭。这听起来笑话，但生活中不乏实例，如知名学者陈寅恪，就是当年在欧美20多所大学里听过课，却没获一张文凭。但他回国后，就被当年赫赫大名的清华招其当导师，没像方先生那样倒霉落魄。

方鸿渐当年花“二万”留洋不是个小数。上世纪30年代的一元银洋买力约是今天人民币八十元左右。这里的两万大洋可当今天的一百六十万元人民币左右。

如果说上述数字取小说中来，真实性遭受嫌疑。下面不妨查相关史料来看。据权威《剑桥中国史》称：“庚子赔款使得中国政府一蹶不振的过高赔款”，“从如何角度看，这个数目都可以被视为帝国主义掠夺顶峰的可耻标志”。

于是在1908年，美国国会对中国“减免赔偿”，其“赔偿”中超出美国“实际损失的那一部分”，用以“在美国教育中国人的费用支出”，其总数是11961121.76美元。就此1909－29年间，共有1268人以此奖学金赴美留学。这里的11961121.76美元平均在1268人身上就是9433.06美元。（注意：这帐目计算已精确到小数后两位，应该是比较严肃的。）

现在问题是当年9433美元值多少？这里我们用今昔黄金与美元价格作参照。1909－29年间，每盎司黄金约20美元。今天（2015年）黄金对美元汇率是每盎司为1100美元上下。

这样，可有较充分根据说当年“庚款留美”每人开销约471.65盎司黄金，大约相当今天的518815美元。当然，这样的计算方法，肯定不科学，因为当年的社会积累的财富远没有今天这样富足。但从中可见，“庚款留美”在当时绝对是个教育“高消费”。比方鸿渐的自费留学欧洲贵得多。而“庚款”是美国人单方出价操作，“昂贵”在所难免。

图片说明：这是一张早年考取“庚款留美”的中国留学生旧照。

说“庚款留美”贵，不是主观臆断没有根据的。如以留德和留日作比较。1906年，蔡元培以进士之身为北京瀚林院“公派”去德留学（有点“访问学者”的意思）。中国驻德公使给其资费是每月42银元支付教育消费。后蔡元培自己赚稿费“半工半读”，则另有论。1919年梁启超在对柏林考察后对朋友称：“觉得学费之廉出人意料”“每个学生如有个30或40元，就尽可从容度日”，因而建议“动员国内大公司每年出资本五千或两万元，可派学生十或二十人····”

图片说明 这张照片是1912年时，蔡元培先生和家人在德国的合影。

而留日比留德还便宜些。如1902年，鲁迅先生作为官费生去日留学。其每月“官费”是36银元。据当年留日学生回忆是足以对付学费、租房等生活开销。这从一侧面反映了当年中日国民生产率水平差距不大。当年36元银元，也就国内大城市中等职员月薪。

由于留日费用低廉，中国留日学生较多。于是日本也像今天开“语言学校”一样，开出许多赚中国学生钱的学校。而当年国人不屑对学日本文化和语言，因文化是日本从中国学的；也没如今假“学”打苦工争辛苦钱那份势利。大家多学科技和军事。

于是日本就开出“振武”之类的预备学校，学军得先入此类学校，从中选优随日军训练，再选优进士官生学校，即正式军校学习。据说，蒋介石就是入个“振武”学堂，却后来能把持黄埔军校和中央陆军大学校长之职，实在让“唯学历”者很不服气。

总之，当年留学日本德国可谓是“经济型”选择，一个人四年的费用大约是七千元左右；旅欧的方鸿渐是“豪华版”（方先生回国乘坐海轮二等舱，同行的中国人大多是三等仓铺位也可见一斑），可抵“经济型”的三四个人的开支；而“庚款留美”则是美制作的“超豪华”教育消费。

本短文所说话题内容较多而太多复杂，受篇幅所限而不能尽言····

民国时期的留学生多是什么层次的人

自晚清起，中国人出国留学就渐成潮流。百多年来，这股潮流虽有被阻遏的时段，但从未消歇，并且在改革开放之后，变得更加壮阔。而且，留学潮影响极为深远，可以说它改变了中国，也影响了世界。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李喜所先生主编的《中国留求艺史》是国内第一部全面、系统、深入梳理国人留学史的专著，出版后受到学界广泛关注。日前就该书采访了李喜所先生。
读书报：请问当初您是怎么想到编写这部《中国留求艺史》的？
李喜所：我钟情留学史研究已经30多年了。“文革”后期，人民出版社的林言椒先生委托苑书义教授组织华北一些大学的老师，编写中国近代史教材，我有幸参加。那时这方面的研究还几乎是空白。教材写完后，我“爱上”了留学史。此时恰逢改革开放，留学潮风生水起，更激发了我研究留学史的热情。我在数年间写出了十几篇论文，引起学界和社会的关注。1987年后，又陆续出版了《近代中国的留学生》、《容闳传》、《近代留学生与中外文化》、《留学旧踪》等书。同时我指导的博士研究生也争做留学史的论文，前后有20多篇。我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等项目，以及与美国、英国、日本等大学的合作项目，都集中在留学方面。不少学界朋友建议我集中精力编写有规模、有水平的《留求艺史》，我自己也早有此念。2003年，有出版社表示兴趣，我便带领团队全力投入了该书的编写。细细想来，我与这部书纠结的心路历程是：因“情”成“结”；因“结”成“命”，即融为生命的一部分。情结与使命的长期累积，必然在偶然中了结。
读书报：与同类书相比，《中国留求艺史》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
李喜所：中国人真正完整意义上的出国留学，迟至洋务运动时期才出现，至今也不过一个半世纪的历史。海内外关于留学史的著作也不过50多种，而且至今还没有一部完整而厚重的通史。用近300万字的篇幅，较完整地评述中国的留学进程，本书是第一部。和其它著作相比，本书具有通、细、新三个明显的特点。所谓“通”，就是系统全面。本书分晚清、民国、新中国三大卷，一直叙述到今天。特别是新中国卷，为首创。每卷后附大事记，浓缩留学的总体变迁。所谓“细”，就是深入解析，于细节处升华大精神。例如，对“留学”一词的由来，书中有详细的考究。早期留美幼童在美国的日常生活也都做了实事求是地评论，许多留学名人书中皆有血肉丰满的叙述。当代留学生在国外酸甜苦辣的留学生活，在书中也可窥见一二。所谓“新”，就是采用新资料、运用新方法、提出新观点。本书使用的基本是经过考订的原始的中外史料，并合理吸收了国内外学者最新的研究成果。研究方法则将宏观叙事和微观深入有机结合。这种尝试成功与否，还待方家评说。至于新观点，几乎每章、每节都有，此不赘述。本书最突出也是贯穿全书的应该是以留学文化考察留学史。以往的留学史研究，包括我过去的一些论著，基本从教育史或者文化交流史、社会史的角度研究。本书的谋篇布局，则力图从文化的视角研究文化人。
读书报：国内留学史研究现状如何？这方面现有的比较权威的著作有哪些？
李喜所：关于研究现状，我在本书的“全书导言”中有详细评述，这里简略勾画一下。“文革”前研究留学的人很少，偶尔涉及也以批判为主。改革开放后，留学研究逐步走热，20世纪80年代是起步阶段；90年代是升温时期；21世纪至今是走热阶段，有变为显学的趋向。而且从事各种不同学科的学者都在探讨留学生的历史轨迹。实际工作部门也从引进人才、孵化留学产业等不同角度研讨留学史和留学现状。但集中精力完整系统地探讨留学史的相对较少。目前较为公认的除南开的留学史研究团队外，还有徐州师大周棉教授的留学研究中心，广东珠海的留学文化研究中心和北京欧美同学会的研究群体。
就通论留学史的著作看，学界比较看好的著作有我的《近代留学生与中外文化》、王奇生的《中国留学生的历史轨迹》、周棉的《中国留学生大辞典》；台湾林子勋的《中国留学教育史》、王焕琛的《留学教育——中国留学教育史料》。到目前为止，惟有我们这部通史“通”到了今天。
读书报：留学史研究的意义何在？在未来可能会有怎样的研究走向？
李喜所：留学史研究的意义取决于其与国家、社会、家庭以及学术的联系程度。国家之命运系于人才，特别是高级人才。晚清、民国和新中国，留学生是高级人才的重要来源之一。当前的现代化建设更与吸引留学人才紧密相连。作为新中国强大的一个重要标志的两弹一星，核心力量是钱学森、邓稼先等归国留学生；我们的院士，90%有留学经历。围绕留学生进行的一系列社会管理和软环境的改革和建设，深化和推进着中国中产阶层的崛起和社会的现代转型，尤其是社会公共文化空间的发展。通过留学史的研究，不仅可以汲取历史的营养和智慧，保证留学事业科学、有序的发展，而且能够拓宽史学的研究领域，促使史学、社会学、教育学、人才学、文化学等多学科的交流与融合。
受强烈的现实感的制约，留学史的研究可能会引起更多专家学者和实际工作者的关注，研究人数会增多，参与的学科会扩展。而随着整体性的、重大问题的研究水平的提升和成果的丰硕，留学史将向细化、多元和综合的方向演进。细化即是深化，细节常常体认历史的真实和深度。而且，研究的范围会因留学生涵盖人、知识、文化、社会、世界等许多重要方面，将进一步引起多学科、多侧面的多元研究。留学史内容的深厚与广阔，决定了研究的多元走向。须在多元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理性的综合和形而上的升华，同时也必然有大学者在这方面写出高水平的传世之作。
读书报：一般人总觉得民国时期那些留学的人是有真本事的，回国后有一番大作为者比例很高，而且似乎更加爱国；现在的留学生好像水平差了，对国家的贡献也小了，出去就是为了不回来。事实是这样的吗？
李喜所：从表象上看是这样的，实际却并非如此。和今天的留学生相比，民国时期的留学生一是人数少，精英较多。整个民国时期，留学生也不过5万，而教育部2010年统计的留学人数是80多万，实际还要多。近百万的留学大军，难免鱼龙混杂。但不可否认，留学队伍中还是云集了众多出类拔萃的优秀人才。二是民国留学生公费为主，挑选严格。今天的留学生则自费远远超过公费，而且渠道很多。但是，主流绝对是好的。国家公费留学的考试还是相当严格的，完全可以保证质量。三是民国是乱世。俗话说“乱世”出英雄，民国的一些留学精英在“乱世”博弈，容易变成英雄俊杰。另外，当前的留学生大多活跃在不大吸引大众眼球的科技、经济、教育领域，知名度有限。于是就引来一个错觉，今天的留学生无法和民国时期同日而语了。至于出国留学生回国的少了，爱国心也不如从前了，则需用与时俱进的新眼光和新思维来重新考量。的确，民国时期的留学生基本都学完回国，如今则多数不归，尤其是留学北美和澳大利亚的。最简单、带根本性的原因是，留学生的价值追求发生了新变化。民国年间，留学就是为了学知识、长本领，回国工作，很少有人想到在国外发展的。如今，人们留学的目的已经逐步转变为在增长知识、才干的基础上，寻求最适合自己发展的环境。在他们心中，生存和发展是第一位的。很多留学生在完成学业之后，觉得国外最适合他们学习、工作、生活，就暂时留在了国外。这种现象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司空见惯。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状况的迅速好转，又有越来越多的留学者感到回国更有利于自我的发展，纷纷回国。诚然，回国工作是一种爱国，但在海外发展也绝不能讲就不爱国。在“地球村”时代，只要想为国效力，在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实现。我们应该与时俱进，超越以回国与否来划分是否爱国的单线思维，将爱世界、爱人类与爱祖国融为一体，在追求大爱中振兴中华。
责任编辑：东方国际加拿大部 国际教育信息组

在民国时期的留洋学子有哪些人物？

以这四位为主要代表周恩来、邓小平、陈毅、聂荣臻下面是详解
1912年到1949年中华民国成立至1949年国民党通知退出大陆，这三十多年间，中国在内忧外患之下，社会动荡不安，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而留学教育的发展也随之跌宕起伏。中华民国刚建立，留学生便成了社会的宠儿。宋教仁当时直言不讳地主张：“初组政府，须全用革命党，不用旧官僚。”①其所说的革命党大多数是留日学生，可见当时留学生已经在中国政治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为以示简明，本人以年代为划分，将民国时期的留学运动划分为20世纪10—20年代与20世纪30—40年代两大部分，着眼于各时期的留学热潮，其中详细在下文将做交代。
20世纪10—20年代，民国初建，留学运动在地域分布上，这一时期留日、留美、留欧齐头并进。相对于晚清时的留学生，这一时期的留学生在留学专业上有较大拓展，不仅仅是集中于学习西方器物科学一类，在其他艺术文学类也有较深的涉及，在知识结构上，这一代留学生真正学贯中西，他们一方面继承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同时又亲身感受了西方文化代表的一些欧美国家及近代化快速发展的日本的人文环境和历史气息。他们担当了中国近代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角色，特别是对于中国的出路的思考，对于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的探索，起了奠基的作用。其中又以勤工俭学留学法国和中共第一次合作留学苏联的两次留学高潮为代表。
1912年2月，蔡元培、吴玉章、李石曾、吴稚晖等人在之前试验过节俭生活后发起组织了留学俭学会。为了落实留法俭学会的工作，由李石曾等人发起并在北京成立了留法预备学校。由于当时法国的一些工厂需要廉价的华工，齐如山等人以此为契机，招收一批华工，让他们在工作之余学习文化，这一制度为家境贫寒而又想外出求学的青年开辟了一条光明的道路。留法勤工俭学会的成立使勤工俭学从理论转为实际行动，并逐渐发展壮大，为赴法留学高潮的到来奠定了基础。
1916年，在法国渴望拥有大量华工的前提下，中法双方协定成立了华法教育会，翌年蔡元培、李石曾、吴玉章等人回北京成立了北京华法教育会，1918年后全国各地开办分会，积极招收学生作勤工赴法的准备。当留法勤工俭学酝酿和发展时，中国国内星期了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在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的推波助澜之下，以及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之下，留法热走向了高潮。这股热潮出现是多方面原因促成的，在国内，广大进步青年由于军阀混战，社会动荡不安，出现了“无书可读”的现象，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大力倡导科学民主，引入富含各种主义的社会思潮，如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之类，并且激烈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竭力全盘引进西方文化，加上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使人们看到了“庶民的胜利”，看到了“劳工”的力量，群情激荡，有此兴起了一股强大的“工读主义”思潮，“工读主义”思潮的出线奠定了留法勤工俭学走向高潮的思想基础。加之后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受到北洋政府的严格控制，直接“取经”俄国是不大可能的，于是许多俄国革命家呆过的并离俄国较近的已有勤工俭学之风的法国成为了万里风云聚集之地。

历史，为什么民国时期很多人能在在日本留学

主要是因为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先后击败满清政府、俄国、德国山东的军事力量等，摆脱了沦为殖民地的风险，并跻身世界列强行列，成为当时亚洲的强国。日本和中国的传统有些相似，都是亚洲传统的封建国家，而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可以变成强国，所以很多中国人都认为中国只要和日本一样进行维新改革一样可以成为强国。当时又有公费留学生名额，所以很多人选择去日本去留学，学习日本改革经验，希望回国后能够帮助国家。
另一层原因是由于日本距离中国近，不像欧美其他国家需要远渡重洋。而且东京的物价比上海的便宜，很多去不了欧美国家的留学生就选择去日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