慎而思之勤而行之什么意思

慎而思之勤而行之”这句话出自唐·白居易《策林》，意思是：思考的时候要谨慎，做事的时候要勤劳。慎：小心、慎重；思：思考、考虑。白居易（772年－846年），字乐天，号香山居士，又号醉吟先生，祖籍山西太原，到其曾祖父时迁居下邽，生于河南新郑。

《策林》是唐代诗人白居易于元和元年(806)参加制举试前，独自拟作，共七十五篇，以自砺自试。《策林》从时务政治出发，主要探讨了为君为圣之道、施政化民之略、求贤选能之方、整肃吏治之法、省刑慎罚之术、治军御兵之要、矜民恤情之核、礼乐文教之功等八方面宏观与微观的问题。

《策林》的精神特质体现在以民为本的儒家情怀、重振国威的使命意识、有犯无隐的批评精神、尚明崇圣的复古理念、客观理性的辩证色彩等五个方面。

《策林》的编撰成因

制举科目究竟何时开始，史无定论，但其兴盛的时间可以确定在开元以后，尤其在开元至贞元年间，颇为盛行。《唐会要》载有唐一代共举制科77次，其中开元至贞元年间就举行了27次，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一。

吴宗国《唐代科举制度研究》中统计，开元年间平均年科次达到1.3年一次，天宝年间平均1.7年一次，至宪宗时平均2.1年举行一次。虽然制举举行的次数整体呈现下降到趋势，但仍可见开科设考的次数之频繁。

唐朝开元至天宝年间，国力富足，天下太平，唐朝在唐玄宗的带领下又开创了一个盛世，后称为“开元盛世”，亦或“开元之治”。也正是因为四海晏然，百姓终岁不闻金鼓之声，当时“虽有宏猷上略无所措，奇谋雄武无所奋”，即使宏谋远略也无从实施，有治军领将的本领也无处展现。

太平年间的士子们若想升官及第，便得依靠文章策论，也推动了社会形成崇尚文策的风气。一时之间，士人不论是否有贤能都以不能凭借文章显达为耻，甚至“五尺小童，耻不言文墨焉”。

制举科目与常科最大的不同在于制举科目是以天子亲试的名义进行策试，德宗甚至将应制举人称为自己的门生：“此皆朕门生也”，对待应制举人的礼遇也非同一般。由此可见统治者对于制举科目的重视。

早在元和初所作《策林》中，白居易就表现出重写实、尚通俗、强调讽喻的倾向：“今褒贬之文无核实，则惩劝之道缺矣；美刺之诗不稽政，则补察之义废矣。……俾辞赋合炯戒讽喻者，虽质虽野，采而奖之。”（六十八《议文章》）诗的功能是惩恶劝善，补察时政，诗的手段是美刺褒贬，炯戒讽喻，所以他主张： “立采诗之官，开讽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六十九《采诗》）他反对离开内容单纯地追求“宫律高”、“文字奇”，更反对齐梁以来“嘲风月、弄花草”的艳丽诗风。

在《新乐府序》中，他明确指出作诗的标准是：“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这里的“质而径”、“直而切”、 “核而实”、“顺而肆”，分别强调了语言须质朴通俗，议论须直白显露，写事须绝假纯真，形式须流利畅达，具有歌谣色彩。也就是说，诗歌必须既写得真实可信，又浅显易懂，还便于入乐歌唱，才算达到了极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