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德服人是哪个皇帝最先开始的

以德服人，废除苛政，匡正司法——汉文帝刘恒的治国之道

汉文帝刘恒，是在吕后乱政、被诛之后，汉室诸大臣、刘氏宗室力扶其即位为帝的。之前，各股政治势力联手导演了一场大乱，宫廷经历了血腥的倾轧残杀。乱局之后，人心思定，于是，为着汉室宗庙，也为着各自团体利益的考虑，以丞相陈平、太尉周勃为主要的政治势力力主刘恒当政。这个时侯是否即帝位，刘恒心里没底，也是有所顾忌的。他的近臣各言其是，有赞成的也有反对的，最后刘恒听从了中尉宋昌的建议，又征询了其母薄太后的意见，还是犹豫不决，犹豫无奈之际，他把命运交由卜挂来做决定。“大横庚庚，余为天王，夏启以光。”这是刘恒求来的上上签。天王，王上之王，即帝王也。在即帝位之前，刘恒被汉高祖封为代王，都晋阳。

刘恒登基之后，施政上以德服人。在史记中，他的不少施政方针、言论被后人推崇，比如在对刑法的理解、使用上，都敢于大胆的创新、除旧。他在论法的时候，就有独到的见解：“法者，治之正也，所以禁暴而率善人也。今犯法已论，而使毋罪之父母妻子同产坐之，及为收帑，朕甚不取。”于是，他就把同产连坐这条法律条款给废了。不仅如此，他在对法的理解上，较上古帝王都有过人之处，比如他的“法正则民悫，罪当则民从”之论述，体现了他对法之本意的见解。他的这些论述，不仅在封建社会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即便在当今社会，也有其积极的一面。

刘恒在治国理政方面以德服人，而不是酷刑治民。他在以德服人的同时，也要求官吏们广开言路，德才兼备，“其夫牧民而导致向善者，吏也。”官员的行为是百姓道德的标尺和学习的榜样。你管吏都只知道残横暴戾，蛮不讲理，穷奢极欲，无德无能，如何做百姓的榜样？百姓如何效仿？难道学你官吏坑蒙拐骗、耍奸使滑不成？官吏的行为是民风的风向标，在任何朝代，官吏是什么样的官吏，民风便有什么样的民风。如果说民为下，那官吏就是上，这就是上梁不正下梁歪。如果管吏行得正站得直，以公为上，公正廉明，施法严明，不徇私情，他的施政方针就会被百姓认可，他的行为也是百姓遵从的师范。如此，世风自然淳朴，而不是道德滑坡甚至触底。

汉文帝不仅废除了诸相坐律令，还废除了诽谤妖言罪。什么是诽谤妖言罪呢？就是背后议论朝政、议论君王是非。人多也好，人少也罢，在汉文帝刘恒之前，是不允许百姓妄议朝政、妄议君王的，凡妄议朝政、妄议君王者，轻则有囹圄之灾，重则有掉头之虞。这可不是小罪。但在文帝刘恒看来，诽谤妖言罪“是使众臣不敢尽情，而上无由闻过失也，将何以来远方之贤良？其除之。”堵塞言路，隔避贤良，这不好。“自今以来，有犯此者勿听治。”把这个诽谤妖言罪律条废除了。从今天开始，谁妄议朝政妄议君王，不要再治他们的罪了，让他们随便说。一个封建时代的君王，有此纳谏的胸怀，让人唏嘘：观今视古，除佩服古帝王胸襟宽大之外，着实让吾辈甚心寒之。

刘恒在位期间，不仅废除了诽谤妖言罪，还废除了肉刑。而他对肉刑的理解，完全是换位思考，设身处地的为犯罪者受酷刑后的感受、其家人的感受而考虑：“夫刑至断肢体，刻肌肤，终身不息，何其楚痛而不德也，岂称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何为肉刑？去掉身体的某一部分，谓之肉刑。在古时，常用的肉刑有三：黥刑，割鼻子；刖刑，砍手砍足或者挖掉膝盖骨，是为人彘；宫刑，阉割。​这三种刑法均惨无人道。割谁的肉，谁的父母天天看着都心疼。百姓平时称官吏为父母官，这难道是“父母之意哉！”废了！

在《史记-孝文本纪》中，司马迁浓墨重彩，描述了他理想中的帝王形象，这个帝王形象可谓亘古不毁，因为在历朝历代中，帝王只有做到了崇德、节俭、行仁、守信、尊法、为民，其庙堂才能稳固，才能得到民众的拥护。汉文帝刘恒做到了。如果帝王一味的刚愎自负，酷法施民，堵塞言路，禁民言声，暴力对待异见者，这样的朝代，你粉饰得再华丽，也是危崖上的危卵，不仅自己战战兢兢，整日里怕民众戳脊梁骨，更怕民众站起来，也害得民众言不敢直率，行不能坦荡。可见，宵小当权，民言有所顾忌，行有所担虑，皆戚戚哉苟活于世。